每个时代都会集中所有的精力于人类知识的某个方面，如今，唉！政治主导了文学，使后者成为了一个权宜之计。”司汤达认为，大革命时期为数不少的英才，在其政治行动中所显现出来的才华，文学也许根本无法完全展示其力度。
圣尤斯特、卡诺都是例证，
“幸亏他们的诗歌爱好被大革命及时打断……大革命最值得称赞的地方，就是从各种庸琐、无用甚至十分卑劣的行业中解放出了数百位才能卓著的人物……使他们的能量#得以发挥，而没有被埋没或浪费在劳苦的琐事之中”。
司汤达从不认为文学是天才惟一的容身之所。九这个厌恶雨果、拉马丁、维尼（以及夏多布里昂）的人，曾被误认为是浪漫主义的传令官，这个误会显示了司汤达的政治、美学和道德观融合程度之深，以及他的
“观点”转变成
“价值观”的力度之大，司汤达从意大利回国，旨在发表第一篇浪漫主义宣言《拉辛与莎士比亚》，以此来引人注目。
很快，他发觉自己错了，为莎士比亚而战，却没有为《欧娜尼》而战。
他捍卫的是一种现时的、现代的文学，一个
“美好的理想”，
“一种共和的精神”，这是因为他所宣扬的是
“共和国所崇尚的”美德，一门非无政府主义、与心灵对话、教育当代人、满足特定社会需求、与时代同步的艺术。
他觉察到自己所推崇的浪漫主义，开始在古董奸商们的眼中成了中世纪天主教会的象征，并开始成了年轻的雨果（他的青春是随着白胡子的生长才开始的，人们随时都可以把他看做年轻人，并不只是他20岁的时候才可以这样看……）这位懒洋洋的正统派代表，在1830年的法国以浪漫主义者的身份出现，并不意味着
“与时俱进”，而是将沃尔特斯科特的方法与查理诺迪埃的结合在一起。
实际上，司汤达从来都不是一位真正的浪漫派作家，而是一名
“浪漫主义者”。他在意大利举起
“浪漫主义”的大旗，在当时当地，这场运动不仅仅具有文学意味，而且形式与本质相交融，风格与政治内涵相交错，二者相互交糅，关系错综复杂。
自由诗人曼佐尼是浪漫主义的代言人；司汤达写道：“浪漫主义曾是自由主义的根基或末梢，（……）德梅特涅先生曾捍卫学院派文学，而直到今天（1830年），全米兰城几乎所有的浪漫主义者都被判处死刑或身陷囹圄，后者只是因为享受过特殊的优待，才获死缓或15、20年的牢狱之刑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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